张曼菱:“打破一种角度一种成见,就是打破整个世界观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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穷上大学
发布日期:2014年09月24日 14:38 浏览次数:  文章字号:     
早在准备高考时,我就下定了穷上大学的决心。因为当知青五年,我没有资格带薪读书,只能靠父母的供养。父亲在那一年正好退休。考入北大,我是带着沉重的自豪感离开云南高原的。   
    
穷上大学,应该说,这是当时我们这拨高龄大学生的特色。   
    
人穷志不穷,浩气贯长虹,也是当年北大校园里的一派正气。   
    
在我们那两届里,有不少中央级的高干子女,刘少奇家的,薄一波家的,谭震林家的,等等,但他们在老师和同学的眼里,只是一个同学。他们自己也非常朴素。在这座既自由又尊严的学府里,没有人会拿出什么华服首饰来骄人,也没有什么小轿车开进校园来接学生的。   
    
记得,当时有一位高干的儿子,面临考试四门不及格、将要退学的情势。到第四门判卷时,有人给这位老师打招呼。老师说:我不知道他是谁的儿子,也不管他前三门如何。我只按照这卷子判。我的分数对这卷子负责。后来,系里作退学处理了。一退学,人家就到国外去留学。系里说:他去哪国留学我们不管,他在我们系必须退学。这事发生在北大物理系。   
    
那时的校风,很长我们这些穷学生的志气。想来,过去的熊庆来、华罗庚、钱学森这些穷学生能成大气候,也是这种有教无类的优良传统所致啊。   
    
我们班有个成了家的男生刘君,常常于熄灯后站在路灯下面看书,因此被班主任劝说,但屡教不改。夏天他穿着一条大短裤,一只手拿蒲扇打蚊子。   
    
此君曾当众向我打赌:张曼菱,看我们俩谁先拿诺贝尔奖?”我说:当然是我先。这个比赛我可没忘记过。去年百年校庆回去,还说起呢。虽然现在我对此奖亦有看法,但无碍当年的雄心可贵。   
    
北大高悬为国求贤之匾,我们争做国家英才。燕园有个燕塔,常有人笑云:谁将雁塔题名?未名湖畔一群未名人,每天只见忙着上课上图书馆,深夜还在床头装小灯。虚度片刻都会带来内疚。   
    
记得那个率先在床头装小灯的女同学莹,是她的男友来帮她装的。秀媚的莹,背下了《唐诗三百首》,当时震惊一班人,总有人找她到未名湖畔去测试,屡试不爽。她后来随男友出国伴学,定居未返。我真想知道,当年薄云之志,是否还存于那颗芳心中?   
    
对于一个学生来讲,真正的财富就是才华和志向啊!正是在那种不穷的情势下,我获得了无尽的动力和自信。   
    
为什么,而又不穷?这相反的两面,是一幕幕真实的生活。   
    1978
年我入学,是乘火车由昆明到北京的,硬座三天三夜。旅行袋是布的,打了补丁。一只木箱是奶奶的遗物。在整洁的女生宿舍里,我相形见绌。因为蚊帐是在乡下熏黑的,再也洗不白。被子里的棉絮已经会跑步。我身上穿着一件劳动布的工作服。头发剪得像男孩子一样短。引得大都市来的女生们刮目相看。   
    
九月进京。金秋易逝,寒潮即至。我是用南方的衣服度过北方之严冬的。最体面的外衣,是母亲上大学时的外套,染成黑色掩盖旧气。我从未有过一双冬皮鞋。冬天,女同学们都穿那种有跟带靴靿的皮鞋,颇增女性风度。我则在学校小卖部买了一双棉鞋,同学们叫大头鱼的那种男鞋。我一直穿破了三双大头鱼。还穿着它跳舞。   
    
最初的舞会常在学生食堂举行。那种舞会说不上优雅情趣,只是热火朝天的,意在突破禁区。因为曾经禁舞。而北大的风气是:越禁越跳。   
    
地上流着从洗碗池里溢出的水。脚下时常有土豆在滚动,那是从墙角里头,被音乐和舞步震动出来的。灯光昏黑,看不清人们的穿着和身段。食堂里不放暖气,大家都穿着棉大衣还有围巾,也没人来注意我的大头鱼   
    
每次跳完,留下的印象就是:今天我跳了九个男生或者八个男生。而所有的舞伴们对我来说,全都是手、手、手、手、手。热手冷手汗手大手小手高的手矮的手。我是班上的文艺委员,自己跳,还要发动和教人家跳。   
    
入学第一个寒假,我们一伙来自边远地区的穷学生都不回家,要求系里给我们勤工俭学的机会。系里给了一份抄稿工作。要出一本书,量很大,要赶时间。几个同学平均分摊。我们每人先抄一页出来,字迹过关,就正式干开了。   
    
这真是一桩苦差啊!现在想起来,比我课外写小说苦,也比考试和论文苦,没有什么智慧的投入,纯是干活。真正的苦啊!考完那么多门功课,人家都回家放假去,我们却坐在寒窗下,抄得眼睛发花腰发直,手臂都木了。大家还传授经验:从暖瓶里倒出开水来,在盆里泡手,等手有点感觉了,再抄。   
    
每天吃饭在食堂里见面,我们都互相问:你抄了多少?”我暗自追赶着最快速度。想早日脱离苦海。抄到快出头时,负责的男生山来找我,说是有两个同学不干了,钱也不要了。但我们要守信用,要准时干完,出版社等着出书。他说,你不是抄得快吗?他们不干的部分我们俩分了吧?”气得我直嚷道:我也不想干了。都到这份上,谁是为了那几个钱?这么苦!”   
    
但他知道我不会不干。事干完后,钱领下来,还是这位负责的男生山说,大家平均分吧,也别在乎谁干的多少了。的确,这时在乎的已不是那二十来块钱了。干到最后的人们,此时有一种精神上的胜利。我暗想,今后决不会和那两位合作了。这件事到后来的意义,是在精神上不能垮掉,不能失言失信丢面子。   
    
我以为,勤工俭学最大的意义,还是苦其心志的磨炼。如果你没有这种心态,只是为了几个钱,那会越干越自卑的。海军大院一位公子就包了他所在男生楼的一层厕所的卫生。我们那批大学生喜欢作些干大事的准备,所以仅从勤工俭学来看,你看不出谁是穷人。大家很平等,都是国家的潜在人才。   
    
最愉快的活,就是系里从文化部揽来许多剧本,让我们代看,填上意见,作个初选。每看完一部剧,就发两张内部电影票。那时,那些还没有开禁的外国新电影和经典片,都是内部放映,这才是我们最需要的。日本的《罗生门》,前苏联的《审判词》,还有《拿破仑》等名片,就是在那时看的。   
    
文艺在复兴中,一批著名艺术家登台献艺。白淑湘的《天鹅湖》、李光曦的《茶花女》、盛中国的小提琴独奏等,眼见都是他们的最后流光了。我们踊跃订票,挥金如土。在周末之夜奔到五道口,奔到灯市口,大饱眼福。在那几个月里,我穷到用盐代替牙膏。因为没有钱买水果吃,这年冬季我的嘴唇一直干裂流血。   
    
有时候,我们是长跑着去看电影的。亲眼目睹这些艺术瑰宝的机会,我一次也没放过。要是坐失这种机会,那才是真正的穷呢。   
因为当了五年的知青,我工龄才两年,所以,上大学不能带工资。我是靠着父母的供养,才能再度求学的。一年后学校给我们发放了助学金,加上父母给的,应该从容些了。我仍是本着这种千金散尽还复来的精神。我们的那位女班长经常提醒我:张曼菱,又在寅吃卯粮,后半个月又青黄不接啦。”   
    
生病时,班长眉给我打饭。人家说:怎么打那么多?”眉说:病人不病饭这也成了我的典故。什么饭我都吃得挺香。发高烧也病人不病饭。记得有一回,她们看我吃得香,也去打煮萝卜,不料一个宿舍的女生都嫌苦。   
    
上完一年级,首次回家度假。我去向熟悉的老师们辞行。到云南招我来的,是历史系的王老师,他的妻子杨老师教我们政治。她给了我二十块钱,说:这么远,坐硬座,你就到餐车去吃饭吧。   
    
那时假期回家,都是空手来空手去的。连带咸菜都有点奢侈。我在家中是老大,老大还要父母养着,心理够沉重的。每次北上,老友楷的贤妻总要送我一瓶辣子面。那是用乡下的方法炒制的。没胃口时,就在食堂里做的菜上面撒点,这菜就有了家乡的香气。我还得省着撒。   
    
在班上,其实我不算最穷的。男同学中,有两人直接来自农村,妻儿老小全在那土地上。他们有时候连菜都不吃,就干啃两个馒头。他们为人都非常谦和,更十分刻苦。   
    
一班人中,穷上大学的人们,应该说自尊心更强些,因为有别样的心境,别样的苦衷,也有别样的追求。而令我们这些来自边远地区家境贫寒的同学感到自己最苦的最穷的,还是那种交际的穷活动的穷。   
    
京华之下,举目无亲。身无分文,星期天和假期里哪儿也去不了,也就哪儿也不想去了。最苦是周末之苦,留在宿舍里的,都是穷人。真正的穷人,穷到没门路、没亲戚、也没钱出去逛。周日晚上,听着北京同学讲他们回家情形,讲那些外面的信息,我们都沉默着。   
    
何必讳言,在我们这个首先倡导民主的泱泱大学府里,边地歧视,口音歧视,服装歧视,依然存在。同学之间无形的排座次,首善之区北京人,还有上海人,可以有优越感。其余的就有二等公民之嫌。   
    
那时,我的舍友莎与班上最靓的男生恋爱了。有的人就有一种偏见,愣认为人家和那个漂亮小伙子谈恋爱不般配似的。其实,毕业后我们的莎在那方面也不弱,更不穷。现在,事业和家庭都比那些自以为高贵的人发展好得多。   
    
男生德的爱人,带着三个孩子和一位老人从乡下来京看看。同学们去看望。有的人来了,就只在门口站着,愣不进去,人家也不进去。德气愤地对我说,她们有意拉开距离。这就是歧视。   
    
但我们仍是走过来了。德的三个孩子后来都有出息了。   
    
当初一同跑步去看电影的,有几个男生。有一位高君,也是家远不回去留在学校的。但他是班上惟一订有《苏联文学》的人。应该说,他也是首读我小说《》的人。记得在那个寒假里,他对这篇小说的评语是:当代《简爱》,也很鼓舞我,他现在是中国出版界的重要编辑和新生主力了。   
    
这些最穷的大学生全是曾经而身为知青的。人生对于我们,曾是一场没有进入轨道的星际旅行。这是多么富于勇气和想象的一代人啊!在各种绝望的情况下学习,奋争。在每一次腾飞的过程中被无名的流星击落。无论天上会有什么不明飞行物,我们总是一次次地起飞,一次次地奋进。我们总是毅然地甩掉各种常人的生活享受。   
    
人们不会忘记,知青大学生日后在中国各个领域的崛起。   
    
中文系开运动会,我去跑八百米,将第二名甩了五十米之远。人家说,云南少数民族赤脚可以跑出世界冠军。我这个云南蛮子从此出了名。我很得意,这就是我的云南风格。在五四文学社的刊物《未名湖》上,我首次发表诗作,笔名就是南蛮子。我不怕说我是云南人。你傲视我?我也有很多可以傲视你的地方。   
    
当时文学界一片响亮的口号,就是炎黄文学寻根文学。我说:我是蚩尤子孙。我们是来自边远省分的人。中华民族本来就是无数的家族和氏族的混合。后来,我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作《有一个美丽的地方》,后来拍成了电影《青春祭》,终以写边疆独到的风情,脱颖而出。   
    
我这个南蛮子还是叫响了。   
    
应该说,这是不弃本色,穷则思进的结果。穷就穷,边疆就边疆,我自信在我的家乡和我身上,也有着超越大都市的地方。不管人家看得起看不起,锐意进取,自强不息。这是高原山地带给我的财富。   
    
为了省事和省钱,我曾经把头发剃成真正的男式。还戴有耳朵的男式冬帽。我买不起十二块钱一条的长围巾,就买了一块五元钱的人造皮,自己缝了一顶俏丽的白色小毛帽,反而稀罕,引人欣赏,我们系的那几个研究生就挺赞赏。有一天我忘了戴,他们还来问为什么不戴了   
    
当年,我是北大女生戴帽第一人。打破了凡女子到冬天都一袭长头巾的风景。云南人说:丑人多作怪。我是穷人多作怪。穷则思变,就是作怪嘛。   
    
新年晚会,我登台唱云南民歌,就是这副打扮。当时中文系的吕书记说:张曼菱,罗曼蒂克!好笑的是,唱完民歌去图书馆,就有不相识的男士给我让座,说:你唱得好。多愉快!   
    
上课去,我提的是从家里带来的买菜用的一只尼龙花兜。在阶梯教室里,我爱坐最后一排。因为下课时我好从后窗跳出,抢先进入饭堂。有一次刚跳到地上,抬起头来,面前就站着系主任。他说:你不怕摔伤吗?”我说:这不到三米。”   
    
女同学中,也有戴梅花表,穿呢大衣,足蹬高腰皮靴,肩挎皮书包的,我的另一位舍友悦就是奢华型的。但我们同宿舍四年,只要能相互欣赏,也不见得就不和谐。她现在在美国,来电话还常说想我呢。   
    
个性才是重要的。   
    
在大学里,我给人们留下了一个无忧无虑,天不怕地不怕的潮流型女大学生的形象,也曾成为风云一时的人物。   
    
虽说是高龄大学生,这个大学却上得很过瘾。几乎没有我不到场的戏。好像是盼望已久的宴席,什么都要吃遍。我自谓是:把大学上了个透。我活跃在新年晚会上,溜冰场上,在那些刚开禁的周末舞会上。而最宏观的一幕,便是我参加第一次竞选人民代表。我举办了一轮轮的讲演,大谈女性的东方美,应对各种纷纷纭纭的挑战。这使我的个性充分展现,一时引人注目。   
    
曾有些不了解的人猜我是高干子女。可见我一点也不漏怯,没穷气。   
    
不止一次,有人问我,你爸爸是谁?我说,我爸爸是无名布衣。我是寒门之女。有一次班上女生们聚在一桌吃饭。有人提议:祝某某的父亲健康。那是一位官员。我也举起杯说:为我们其他人的无名的父亲,也包括我的父亲干一杯!我们无福借助他们的名气,但愿父亲因为有我们而有名吧。”   
    
入学不久,陈荒煤推荐我的文章发表在《人民日报》上。所得稿费十元,我就用它投资,和经济系的老乡马军办了一份小报《思索》。创刊号上,是马军的同学画的一个光屁股的婴儿,表示思索的生机。小报张贴在北大有名的大饭厅和三角地布告栏上,投入了当时的思想启蒙运动。我们那时真是身无分文,心忧天下啊!     
当时,我与荒煤互称为友而通信。他关心我的成长,也想获得一些年轻人的信息。中国文化部的长信封,每次送来都很显眼,也引起一些妒意和说法,诸如:人家毕业不用愁了。”   
    
其实,荒煤早在云南看了我《评红楼梦驳李希凡》的文章,就写过信给我的。我气盛之下,干脆不和老先生通信了。一直到我在《当代》发表了小说,才寄去给他,他很高兴。我却说:我可不是靠你发表的。荒煤老一直到临终,都在担心我的任性,担忧我会得罪人。   
    
人穷志不穷,穷且不堕青云之志。打开天地就不穷,广交师友就不穷。   
    
每到周末,我周游六国,就是到哲学系数学系历史系地理系去聊天吹牛。在许多系我都有着有趣的朋友。现在北大著名的历史学者闫步克,也是那时常进行边缘交流的一位良友。记得我们曾想过合作写竹林七贤。已故世的清史专家许大龄先生家和法律专家李志敏先生家,是我周日常去的。   
    
在我参加竞选的风云年头,东方文化大师季羡林在看了我的竞选宣言后,让他的秘书找我去见了面。从此,季先生与我成为忘年之交。   
    
二年级后,寂寞冷落的局面已被打破。每逢节日里,同学同乡间邀请甚众。只听见来往的脚步声,很多都是冲着我们这间宿舍来的。有一天晚上,我们三个舍友去跳了舞回来,水漫金山,屋里的鞋都飘了起来。后来有人告诉我们,是隔壁有人抬了一盆水从我们的门缝里泼进去的。据说当场旁边的女生都感痛快。我听了也觉得痛快。大家摆平了好。   
    
这时,我们宿舍三友已经是引人羡慕的一伙了,还谈什么”?   
    
当然,我依然自己做裙子,并且帮同学做。床上常堆满布料。我自己设计的样式,人家看见了很欣赏,过几天就把布料送来了。我还帮人理发。上课时来不及打扫,有时就一身碎头发。这都是当知青时学会的本事。   
    
时代正进入一个文化复兴。十多年来中国人在图书上那一片可怕的空白,正在短期内得到迅猛的填补。大学里买书成潮。三角地带的书摊边,总是一种围攻之势。每天同学们都在为买书得意着和遗憾着。我却独在局外。基本上没买什么书。用我这点生活费去和那个图书狂潮拼?我拼不起。我还想看点电影和戏剧。每逢考试要吃一顿好的。我在心里说,书决不会转瞬即逝的。   
    
毕业的时候,男同学来帮我捆行李。只有一纸箱讲义。人家都是十来箱书。我心里说,他们能装一个琳琅满目的书房,但不见得他们能用得上。因为买的时候,连自己有什么专业趋向都不明白。我上大学的目的,不是想把自己变成一个信息传声筒或是资料馆。我认为,关键是思维训练和专长的成熟。最好是能在大学就看清自己的路。带着一个新的自己出去,而不是带着什么身外之物。   
    
当时,不买书有点受歧视之感。我就哂笑说,没钱买书,以后找男朋友,就找一个有书的,看他的,就不用买了。我真的谈了一个社科院的男朋友,是他说过,叫我别买书了。没想到,我在宿舍里发表过的这一番高论,到我竞选时,也成了攻击我的一条材料,堂然写在大字报上。不过大家看了都发笑。   
    
我在大学时代的男友鹏,和我同龄,是社科院的研究生,北京人,人称红学才子,在京华小有名气。我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男朋友?也令有些人不服气。   
    
鹏第一次来北大时,我们宿舍里围满了人。当然是慕名。有的向他请教问题,有的向他了解研究生的情况。还有低年级的年青时髦女孩,天真地为他弹吉他唱歌。我提了四壶开水,就告退了。因为到我每天的跑步时间了。从操场跑步回来,我又给他们打了饭菜。很多人又在我屋里吃饭。   
    
饭后,令我得意的是,鹏站了起来,说:诸位,我想和张曼菱去散散步,失陪了。事后,他说我落落大方。那天他来的时候,我正要去长跑,穿的是运动短裤。我很无所谓。在自己喜欢的人前,素面朝天才是真勇气。   
    
那天,有一位自认为比我优越的女生跟他攀谈北京的熟人关系,跟他借书。鹏在下次见面的时候,把书拿给了我,并让我告诉那女生说,他很忙。我说,这不是要人家恨我吗?他生气地说,你不敢就算了。我就将那本书转交了。自然,那个女生从此对我没好脸色。   
    
鹏对我说,他从来没看上她。其实气愤的应该是我。鹏是我的男友,她却不把我放在眼里,想私下跟他约会。是她先不尊重我的。鹏讲,我发展比她全面,也比她更有创造力。而她认为我是从云南来的,就想占我的上风。   
    
既然这样,就去她的吧!在同学中,我犯不上怕着谁。打饭给她吃,已经够礼让的了。我是迟钝有福。在这种事上,是没有什么用处的。   
    
和鹏认识,是因为父亲的老朋友知道我好红学,就介绍我去和他邻居的孩子探讨。鹏开始很傲慢。我一连提了几个问题,他惊得从躺椅上坐了起来,说,这些问题,他们老先生也还没有解决。《红楼梦》是我的家学,我六岁就读它,并一直充当父亲讨论的对手。这点底子,使我一下子化冰雪为春风了。   
    
请教完了,我告辞。鹏说:我现在写毕业论文,很忙,这样吧,你每星期六来吧。我说:我一个月不进城一次呢。他瞪了眼,以为我拿架子。我说:这是真的。他说:暑假我想去你们学校查些资料。我说:那你带一把牙刷来就得了。我可以把你安排在男生宿舍。我们打饭吃。他很高兴,认为这种风格很对他的胃口。   
    
我的确很少进城。到那时为止,城里我只去过北海。连天坛,还是我父亲来京旅游才陪他去的。我父亲先也是不高兴:怎么在北京两年了,连路都不知道,也不知道车怎么坐?还没有我这个刚来的人清楚。后来他又满意了,说:我想过了,这才说明你专心读书,平常不出校门。如果你成天在外面跑,那才应该使我不满意呢。”   
    
顺便说一句,父亲那次来京,带我去了上海,但没有买一件衬衣给我。回来后,在水房里,女生们大叫起来这就是你爸爸在上海给你买的衣服!我身上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棉卫生衣。我很满意它,可以跑步穿。旅行就是旅行,我和父亲就根本没去那些商店,也没感到穷。鹏和我的父亲风格相投,陪他游景山。鹏也很满意我穿着自己做的裙子。还建议,我为他的母亲做一件衣服,但我觉得有奉承之嫌,拒绝了。我知道,他母亲想要北京媳妇。   
    
鹏告诉我,他认识我的第一天,就回去对他们研究生班的人说:诸位,我认识了北大一女生,她的个性和才气都在你们诸位之上,我要追她。”   
    
到北大的第一夜,他通宵不寐地看完我的第一部小说稿,写了很仔细的眉批。翌晨,当我谢他时,他说:应该谢的是我,感谢你让我得到了一次美好的艺术享受。他还说:你搞学术和评论也不是不行,但是你的优势在创作。这是一锤定音。我从此就收了心,专注于写作。   
    
我们是被双方的个性和事业心所吸引的。那段情,虽然没有终成结局,但是对双方来说都是永恒的。再也不会有那样的学子的爱和真了。   
    
我永远感激鹏在那时的慧眼。当时我虽才思敏捷,但个性很特别,也还没有任何成就。但他坚信我,并监护着我。当我为宿舍里和班上的某些小事不快时,当我也想争争某些校园虚荣的时候,他对我说:你的眼睛要盯着中国文坛,世界文坛。你是一个已经具有奥运会资格的运动员。就不要在这些省市级运动会上伤精神了。
当时中文系学生的发表率高达三百多人次,可鹏不许我在各种报屁股上发文章。张曼菱这个名字,你不爱惜它,我还爱惜它呢。你别让我看见它出现在那些我不喜欢的地方!他说,我希望你一唱雄鸡天下白,有一个高起点。”   
    
正是在他的知遇下,我直接创作中篇,直奔《当代》《收获》这样的刊物。男友给我的赠诗:冷处偏佳,别有根芽,不是人间富贵花(纳兰词),更令我终身有知音之慰。我至今感到,还没有达到他对我的期望。   
    “
此情可待成追忆,只是当时已惘然。”   
    
我们分手的原因是我参加了竞选,卷进了轩然大波。那是我的性格和阅历使然,也没有什么好后悔的。从那次竞选中,我有所得,我获得后来使我发展更开阔的那些元素。我不要想做一个片面文人的。我们的阅历和个性决定了,分手是必然的。   
    
因为竞选,我的风头闹得太大。很多好心人也担心我收不了场,这位男友也是其中之一。然而幕前活跃的我,幕后一直是在暗中实干的。虚实兼顾。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惟一的聪明之处。面对这迟来的大学生活,我有着极清醒的一面:这是我重新塑造自己的机会;也许是今生的最后一个机会了。   
    
毕业之际,我有两部中篇连续发表于《当代》和《收获》杂志,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。从这个理想的高度,开始了我后半生的文学生涯,宿愿得偿。世人只见到虚处,明处,故常谓我有惊人之举。   
    
十年后,我和鹏邂逅于海南,他请我在泰华宾馆喝咖啡。我请他夫妇二人参加了我公司的开机仪式。异性的欣赏,已不再是我进取的动力。这成为一段令人庆幸的往事。   
    
再说大学时代。   
    
何畏衣冠陋?只恐见识穷。   
    
管锥篇》问世后,我写信给钱钟书先生,谈了心得。我说,学术的观点的建立不在于问题的中心,而在于问题的边缘,在此与彼的关系上。钱钟书很快给我回了信,他说我已大悟大彻。还留了他家的住址,邀我有空进城去谈。   
    
我的男友鹏看了钱的复信后,深感意外。他说,你真是不知天高地厚!他们请钱先生给题红楼梦研究五个字,都费了神,而钱老竟用毛笔给我回信。鹏还说,钱老惯用调侃,才赐我一个大悟大彻,其实我糊涂着呢。他说,他们这些研究生遇见钱老,都一个个地屏声敛气,靠墙而立。我说,何必呢?   
    
从此,他叫我傻大胆。我听他介绍,才知道钱先生为人十分清高,不轻与人往来。我何其荣幸也!也更为慎之了。   
    
最终,因为我没有投入学术研究,拿不出求教之文,自觉不好空手去见先生,而错过了今世与钟书先生见面的缘分。但我想他在九天之上,一定明白我的慎重和敬意。我不愿以夸夸其谈,去占据这位鸿儒的时间。但钱老是否等过我?此情一直耿耿在心。愿借此文,表达缅怀,并向杨绛夫人致意。   
    
美的历程》出版时,我亦有自己的看法,即写信致李泽厚。他约我到他家去谈。我去了,并对他说:他为了全书章节上的匀称,而把明清丰富的内容压缩,是一大失误。明清是中国人本思想的萌芽,对当代的影响最深,应该重点论述。李泽厚表示同意。他案头上正放了一本论妓女的书,我们还讨论了中国古代妓女对文化的贡献云云。   
    
回来后,舍友们说,你怎么一个人去了?邀他来北大跳舞,让我们也见识见识吧。李泽厚果然应邀而来,和我的舍友们上舞会跳了舞。北大学生会就此请他和哲学系的同学们辩论了一通本体论   
    
曹禺先生来北大开讲座。我写了一个字条传上去:先生,您认为,是您的王昭君活得长,还是《汉宫秋》里的那个王昭君会千古?”不料被先生误会,在台上勃然大怒。他说:我认识你,你在香港就给我来过这一手!”   
    
后来听说,曹禺老先生回去后血压高了。会上送字条时,班上的书记山曾经阻止过,没能阻止了。后来他很严厉地对我说:曹先生如果有了什么,你要负责!幸好,曹先生不几天又出现在一个会上。我给山看了那张报载。山说,算你幸运。我说,看曹禺的作品,他应该能接受幽默的。为此事,鹏也责怪我。   
    
秦兆阳先生就比较地有弹性。先是我把我的小说《云》寄给他,他回信说我不懂小说。我生气了,复信叫他:走着瞧!秦先生又来信,说想和我聊聊。在北池子那个小院里,他穿着白衬衣,我们用小凳坐在树下的光景,我永远也忘不了。兆阳先生去世的前一年,给我的题辞是:宁静以致远,此将铭记我心。   
    
外文所的陈焜先生,是到北大作弗洛伊德的讲座后认识的。他就住在中关村。他读了我的小说稿,很勉励我,并把它推荐给文学所的张炯。后来陈先生出了国,我也就没能见到张炯先生。   
    
而改变了我的前程的,是向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的投稿。这过程被报刊报道过,就是说,那一年,韦君宜从一箩筐稿件中把我这个南蛮子给刨了出来。投稿一个月内,我就接到她的回信。她说:你很有才华,你的才华在闪闪发光。这慷慨的赞语,使我的世界都闪闪发光了。我坐在宿舍的高低床上,泪如雨下。舍友们为我高兴。两位汉语班的女同学帮我重新手抄小说,寄出去。   
    
信上还说有些技术性的修改,等你来了,我告诉你。下一个周日,我就到她家里去,吃了炸酱面。第一次有人告诉我,发表的东西和写给自己看的东西,有什么不同。
恩师君宜还告诉我,不要参加任何沙龙,不要进入小圈子。毕业时,又是君宜,她反对我留在《当代》,她说,难道曼菱也要像我,到六十岁才来写作吗?她认为我是写作的材料,要我不要贪恋京都荣华,要到广袤的大地上去。在那个复杂的历史冲突的时刻,她在电话里嘱咐我:你要保住你的这只笔。”   
   
恩师君宜,我的文学慈母。她现在躺在医院里,已失去了知觉,听不到我的呼唤了。在红尘滚滚,宠辱之间,她永远如明镜,高悬于我的心室。对于我,她永远不会离去。   
    
后几年的求学中,夏天我也不再回家了。父亲说,云南在大山里,出来一趟不容易,干脆就从北京出发到处去看吧。我去青岛、大连那一次,早上考完试,下午就走了,将脏衣服和肥皂裹在一起往包里一塞。等我海阔天空地回来了,留在学校的同学还在那里讲考错考对的事,一脸疲惫之气。我早就解脱了。   
    
就在这次玩回来,我写成了小说《有一个美丽的地方》。正写到兴头上,收假了,宿舍里的人回来了。到处吵吵闹闹的,写不成了,小说因此收尾。以后人家都说就这样好。其实,如果她们不回来,还有写的。我也就由此养成了写东西随缘的习惯。到时候,打住,比按计划写下去,另有一番好。这倒挺适合我以后边干事边写作的生涯。   
    
洒脱,是对的一种超越。别老想着别人有你没有的,其实你也有许多别人没有的。我常在水房里边洗衣裳边唱歌。有时候,看见一个人迎面走来,我也会含笑而过。因为我心里做着有意义的事。我在想:我的大作就要写成了,你们成天就忙考试分数,你们知道我的快乐吗?   
    
狂,则是对穷的一种升华。中国自古不乏狂生,不都是以才傲世的吗?这是一个珍贵的传统。   
    
我的父亲就是穷读书的,他从半山区的家乡走出来,考上了省城的中学。   
    
父亲的老师是聂耳的同学,是一位抗日救亡的志士。在清晨微寒的风中,父亲他们穿着背心,边跑步边呼喊着:吃得菜根,做得百事!”“楚虽三户,亡秦必楚!”   
    
世人只见到虚处,明处,故常谓我有惊人之举。其实,我从未把大学生活,看成飘飘欲仙。我很明确:这是我最后塑造自己的机会。在流彩溢金的风华之下,是一场寒苦中的奋斗。我依靠的是那点点滴滴的坚忍不拔,和坚如磐石永不低头的奋斗。我常提醒自己:我上大学和别人不同,我是穷上大学   
    
今年在家乡,昆明降下十五年不遇的大雪,薄雪思北国,岁月何其厚?”   
    
这使我怀想起北国,想起未名湖上的溜冰。在那些严寒的假期,我常常一个人在冰场上滑驰。风把人吹得自己跑,难以控制。整个湖面上有时就只有我一个人,在那里和风戏耍。冰面上一层黄土,摔一跤一身都是黄的。租冰鞋的老头对我特好,总让我进屋去挑鞋。   
    
早上写作,下午溜冰,晚上又写。中篇《云》就是这样写成的。写完以后,自己很得意,半夜就去敲旁边的门,是语言专业的宿舍。有一个同学也没走。她来给我开门时,打碎了一只茶杯。我说:没关系。我来告诉你,一部划时代的作品刚才诞生了!她一面收拾碎渣一面说:小心,别让时代把你给划了!”   
    
这静静的白雪之夜,怎么能让人忘得了呢?它蕴藉了我巨大的快乐,自信与希望。谁拥有了这种快乐,谁就会拥有事业。   
    
毕业多年后,我常回母校写作。总是要在那种狭窄的桌面上,在那寂静的冬假之夜,我的创作欲望最强烈。穷习惯成了一种好习惯。我至今没有用过什么考究的书房,只要有那种万物凝结的氛围,和纯净如学子的心态,我就能写。   
    
母校北大,我果然在你的怀抱里完成了自己的再次塑造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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